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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敌人

东坡永远都是热点。但近期故宫有苏轼主题特展,还是热上加热,激发我写出此题。本来东坡在我仅属于兴趣范围,不属于研究范围,只是偶尔留意及此,蓄之已久,就趁此时写出而已。易逝者千古,


赵孟頫绘苏轼画像

赵孟頫绘苏轼画像

作者按:东坡永远都是热点。但近期故宫有苏轼主题特展,还是热上加热,激发我写出此题。本来东坡在我仅属于兴趣范围,不属于研究范围,只是偶尔留意及此,蓄之已久,就趁此时写出而已。易逝者千古,不朽者斯人,凡我苏粉,共赏其迹,共讨其敌,不亦可乎?

人人都知道苏东坡。人人都爱苏东坡。恐怕在常人心目中,东坡是没有敌人的。

其实大不然。我后来发觉,东坡的敌人并不少。

当然,古今说东坡者多矣,就连“苏东坡的敌人”这个题目,也早已不新鲜了。

清人梁廷柟所编《东坡事类》,卷五、卷六是“嫌怨类”,又分“案狱”“弹劾”“迁谪”“党禁”四个小目,已包含了大量有关东坡及其政敌的轶事。至于今人论著,莫砺锋先生的《漫话东坡》第四章赫然就是“东坡的敌人”,分别叙述了李定、舒亶、何正臣、张璪、朱光庭、贾易、赵君锡、吕惠卿、王珪、林希、沈括、章惇、王安石等十数人;朱刚先生的《苏轼十讲》第八讲也有“苏轼与他的‘敌人’”一节,则叙述了程之才、胡宿、沈括、李定、司马光、刘安世、章惇、贾易、吕惠卿九人。不过他们论说的视角,大体限于政敌,即狭义的敌人,而我想讨论的是广义的敌人,是那些在文化上堪为东坡之敌者。这样的敌人,我想可举出四位。

首先当然是王安石。东坡之父苏洵曾撰《辨奸论》,直斥王安石为“奸”,而东坡才名既高,又公然反对新法,王安石自视之为大敌。关于两人关系,朱著《苏轼十讲》叙述得相当详细,所举史料如《宋史·苏轼传》:“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上以轼所对策示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林希《野史》:“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这些都可见王安石当时的剑拔弩张。至于后来两人相见,一笑泯恩仇,也是著名公案,无庸再述。

其次是司马光。司马光与东坡同样反对新政,至元祐时旧党取代新党当政,司马光一力扫除新法,而东坡则以为新法既立,可取者不必一律抹杀,故两人持论多有抵牾。可举两个轶事,一是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一是明代王世贞编《调谑编》:“东坡与温公论事,公之论,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解其意,曰:‘鳖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谓鳖厮踢。’”这是以“牛”“鳖”为喻,以形容司马光的“轴”。而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这是说,司马光后来甚至有意将东坡贬出朝廷,足见两人政见的歧异。不过总的来说,两人可谓在公为敌,在私为友。

第三位是沈括。若谓东坡与司马光是亦敌亦友,与王安石是始敌终友,与沈括就是始友终敌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王铚《元祐补录》:“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轼益薄其为人。”据此,沈括曾利用旧交情套得东坡赠诗,而索隐其辞,罗织其罪,可说是舒芜式的告密了。而后来的“乌台诗案”亦可谓因袭于此。——李裕民先生《乌台诗案新探》一文从情理上否定这一记载,然而并无实证,故未采其说。

最后是程颐。元祐间尽去新政,而旧党内部却发生分裂,遂有所谓洛、蜀、朔之间的党争,洛党即以程颐为领袖,而蜀党则以东坡为领袖。东坡一生很少有特别讨厌的人,于沈括虽“薄其为人”,后来也仍有交际,而堪称相看两厌者,似非程颐莫属。东坡所憎程颐者,在其动辄以“礼”标榜,不近人情。关于洛、蜀两党之争,记载多指因司马光丧事而起,如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也。”又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元祐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按:东坡的话来自《广陵妖乱志》所载吴尧卿事:“其妻以纸絮苇棺敛之,未及就圹,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这是嘲弄程颐收敛的方式名为遵古而实近于俗陋。东坡《杭州召还乞郡状》更直谓:“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以“奸”拟其人,亦如其父之斥王安石,足见两人敌对之深。

以上所举四人,却都堪称千古人物。论其成功,王安石、司马光皆位极人臣,而王的诗文自足以名世,司马光则以《资治通鉴》成就史家不朽之业;沈括的《梦溪笔谈》古已重之,到了科学占据知识主流的时代,更显得奇峰突出,名重寰宇;而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是“程朱”的一分子,在思想史上亦是极突出的人物。这样,东坡之敌又怎样呢?就连陷害东坡的人,就连讨厌东坡也被东坡讨厌的人,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第一等的人物,值得我们低首膜拜呢。

苏东坡的时代,是经历了混乱而血腥的晚唐五代之后经济社会复兴的时代,是中国文化结晶的时代,是真正的“天才总是成群地来”的时代。就因为这个时代的光华,此前赵匡胤欺他孤儿寡母以夺天下、赵光义涉嫌弑兄夺位的事,也显得不那么阴暗了;此后元祐党人的政治清洗,也显得不那么残酷了。当此之际,党争正炽,几可谓一团烂污,但又怎样呢?这段史册,值得我们与之和解,见于这个时代也见于任何时代的种种邪恶,也值得我们容忍。

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程颐诸人,都曾与东坡相交涉,都是东坡生前的敌人。而我更想详细讨论的,是东坡身后的敌人。

先看朱子朱熹,儒学的集大成者,甚至被视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

关于此问题,谢桃坊先生《关于苏学之辩——回顾朱熹对苏轼的批评》、曾枣庄先生《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已有详细述论。据其所引,朱熹的“反苏”言论集中见于《答汪尚书》一篇,他将东坡与王安石绑在一块:“至若苏氏之言,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辩,谋为气概,又足以振耀而光煌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与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衒浮华,忘本质,贵通达,贱名教。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哉?”甚至凭空假设:“使之行于当世,亦如王氏之盛,则其为祸不但王氏而已。”“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又《与芮国器》谓:“苏氏之学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倾危变幻之习,以故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今日正当拔本塞源,以一学者之听,庶乎其可以障狂澜而东之。”又《答詹元善》谓:“苏氏兄弟乃以仪、秦、老、佛合为一人,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此外,《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亦有记录:“蜚卿问荆公、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这是视苏东坡为洪水猛兽、名教罪人了。

当时旁人于此有清楚的观察。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甲编:“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朱熹指东坡若当政,为害尤甚于王安石;而观此“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之语,我们不也可说:朱熹若当政,其害东坡尤甚于章惇矣!

为什么朱熹如此憎恶东坡呢?他出于理学的门户之见,站在程颐一边,是可以想见的,但我想,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文化竞争的压力。在今人看来,东坡是“文学”,程朱是“哲学”,似乎两不相涉,但在古人并非如此。在程朱时代,程朱固然讲“道”,但东坡也讲“道”,程朱由经学而承“道”,东坡则由古文而承“道”,二者之间隐然存在着经学与古文之争,“哲学”与“文学”之争。在这一语境中,东坡并非单纯的文人,而是一个士大夫的典范,一个在政治文化场域皆深具号召力的“士”,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其动人心魄者实远过于程朱,此即罗大经所谓“人传元祜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正因此,朱熹才要起而攻之,以力争“道统”的地位。事实上,要到南宋末季,程朱理学才得到官方承认;更吊诡的是,还要等到元代——中国为“征服王朝”统治的时代——儒学才真正被官方奉为正统。

如果说,朱熹所论之偏,是由于未能摆脱有宋一代党争的笼罩,那么南宋之后呢?

莫著《漫话东坡》在最后说到:“自南宋以来,对东坡不抱好感的人寥若晨星。”但莫先生也知道,就在极个别的“晨星”里,却也有王夫之、章太章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王、章对东坡的酷评,莫先生没有具体论列,在此我且补上这一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云:“古之教士也以乐,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咏叹淫泆以宣道蕴而动物者,乐之类也。苏洵氏始为虔矫桎梏之文,其子淫荡以和之,而中国遂沦于夷,亦志气相召之几也。”苏东坡文章的“淫荡”造成了“中国遂沦于夷”的结果,这算什么话呢!王夫之承袭了朱熹的理学立场,亦将东坡视为仇寇,更将理学衰弊归罪于东坡。其《宋论》卷十三又云:“诸君子无伤于物,而举国之狂狺如此。波流所届,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气、奄党袭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非彊办有力者莫能也。则为之倡者谁邪?揆厥所由,而苏轼兄弟之恶,恶于向魋久矣。”说东坡两兄弟比向魋还要坏。向魋是谁?就是想杀孔夫子的恶人,也即“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那位桓魋啊。至于《姜斋诗话》对东坡尤多恶评,就更不在话下了。

从朱熹到王夫之,其深责于东坡者,有一个因素,即他们以“道统”所在自居不疑,而对文士抱有“深深的恶意”。《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有个问答:“……因言杜诗亦何用?曰: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再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居易以文章小技,而为嬉游放荡、徵声逐色之倡,当时则裴中立悦其浮华而乐与之嬉;至宋,则苏氏之徒喜其纵逸于闲捡之外而推尚之。居易之名,遂喧腾于天下后世。”视杜甫、白居易如此,也就难怪视苏东坡如彼了。当南宋灭亡后,周密有见于此,在《浩然斋雅谈》卷上指出:“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言乎!”这自然是针对朱熹辈而言的。

再看章太炎,尊者曰“巴黎人大师”,谑者曰“章疯子”,实为近世一大文化畸人。

我的朋友周运在微信群里分享过几张影件,内容是章太炎评点所好恶的日本及东西洋人物,出自《日本与日本人》杂志明治十四年天长节号。其中东洋所恶者就是苏东坡,评曰:“纵横之辩,使人资以干进;浮夸之学,使人不综名实;矫伪之辞,使人习为欺谩。学术道谊,皆自此丧,亡东夏者,轼之力也。其罪浮于王弼何晏远矣。”章太炎又是承袭了朱熹、王夫之的偏激,而更甚其辞。对比其家书所言:“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既将东坡妖魔化为华夏沦亡的罪人,又抬举自己为华夏文化的托命之人,其乖戾妄诞,一至于此。

章太炎对苏东坡的恶评

章太炎对苏东坡的恶评

不用说,朱熹、王夫之、章太炎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人物,但比之苏东坡,他们就要黯然失色了。他们不是“蚍蜉”,但又何曾撼得动“大树”?按现代知识标准,朱熹的“哲学”,王夫之的“史学”,章太炎的“巴黎人”,都算半僵之物,只能作为学术史的素材,作为知识博物馆的标本而已;而苏东坡的“文学”,则依旧是活的,依旧传于万口,入于人心。

我撰此文,本没有太多想法,只想给这些“黑”东坡的人拉个清单,也就够了。东坡纵不完美,也不需要谁为他辩护的。海口市苏公祠有副对联:“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是的,眉山东坡是独一无二的。容我下一断语:谁讨厌东坡,谁以东坡为敌,问题一定不在东坡身上,而在他自己身上。

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程颐让我感到:与东坡为敌者,都达到了如此高度,那是怎样的时代啊!而朱熹、王夫之、章太炎又让我感到: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人,仍会以东坡为敌,我们人类是有怎样的偏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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