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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名将薛仁贵到底何许人也

香港著名唐史学者黄约瑟的遗作《薛仁贵》,近日再版。本文为该书第一章,澎湃媒体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薛仁贵薛仁贵是民间文学中的知名人物,以他和他后代事迹作为题材的小说、评话和杂剧数目不少

【编者按】

香港著名唐史学者黄约瑟的遗作《薛仁贵》,近日再版。本文为该书第一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薛仁贵

薛仁贵

薛仁贵是民间文学中的知名人物,以他和他后代事迹作为题材的小说、评话和杂剧数目不少,但追根溯源,这些故事所根据的史册记载却并不特别丰富。自从《史记》开始,中国正史便出现一种名将军列传,和其他列传一样,一般来说,愈有名气、地位愈重要的史册人物,所占的篇幅亦愈多。《旧唐书》《新唐书》的体例亦大致如此。不过,唐代前半期的武将中,没有一位能够像文臣如魏徵一样,独占一卷。即使有名如李靖,也不得不和李勣两人共享一卷。薛仁贵亦不例外。他的传记,分别见于《旧唐书》卷八十三和《新唐书》卷一一一。《旧唐书》中,他和另外6位唐初军将共分一卷书,而《新唐书》中,他更不过是16位传主中的一位。这两篇传记,每篇不过2000字,内容大同小异,却成后代文学工作者艺术加工的重要素材。究竟这些精简的记载,记述了薛仁贵的什么事迹?

其实记载薛仁贵生平的,除了正史中所见到由官方根据本身收集到的材料所完成的传记外,本来还有较接近薛仁贵时代的人所写的碑记。可惜的是目前原碑并未发现,碑文只能间接见于其他人的著作。正史和碑记虽然多有重复,但并不时常完全吻合。例如薛仁贵的籍贯,在正史本传中作绛州龙门,碑记则作河东汾阴。[1]这两个地方都在今日的山西省,而山西在唐代又以培育武人而知名。唐玄宗时名相张说所写的一篇碑文中便有“山西出将”的句子。[2]不过,如果追祖溯源,薛仁贵的先祖,并不是真正出身山西。这话从何说起?

薛仁贵的祖宗起码可以上溯至东汉末年。当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社会上主要的组织是宗族和部曲。前者是血缘团体,后者是武装组织。为了避免战乱,他们有的据堡自固,有的随着领袖周围流动。当时在东海有个官姓薛名衍,儿子被曹操所杀,孙子薛永,跟随活动于黄河淮水下游之间的刘备,进入蜀国。这次可能是薛氏一族首次移动。薛永不但当上了蜀郡太守,儿子薛齐更任巴郡太守。由于两者都是当时蜀国地方大郡,使人猜测薛氏宗族入蜀人数可能颇众。隋唐之际,属剑南道的维州,仍有薛城县的名称,一直至宋,才改为保宁[3],或许就是薛氏一族旧日的聚居地。如众周知,蜀汉后来亡于曹魏,当时薛氏投降的便有5000户之多,可见他们势力不小。未知是否因为战胜者要削弱他们的势力,薛氏再次从蜀移民到河东汾阴,从此在该地定居下来。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蜀人,但由于他们自蜀徙居,因此得了蜀薛的称号。

河东薛氏一族在晋朝的政治地位并不亚于蜀汉时代,薛齐的后人有两位任河东太守,一位在河东东邻上党为太守,族中后人,又以薛强、薛辩父子知名,《北史》卷三十六和《魏书》卷四十二分别收了他们的传记。薛氏为了保护本身所筑的坞壁,曾经称为薛强壁。《晋书》卷一一七曾记当时薛强(原文作疆,当是同一人)兴兵助姚兴,使姚军可以从龙门渡黄河,所以当时薛强势力,可能已到达黄河。另外同族的薛通又曾建薛通城,唐初的万泉县,就是置于薛通故城,从后世地方志地名观察,河东地区与薛氏有关的地名,除薛通城外,尚有薛家寨、薛张、薛店、薛稽镇、薛吉镇、薛村、北薛、南薛、西薛村、薛家营、薛家庄、薛家岭、薛家洞、薛家滩等。这些地名源自何时虽然不易确定,但由于墓葬群中,不乏隋唐时代的薛氏,可知晋隋之际,薛氏在汾河以南、黄河以东的地方,逐渐建立起他们的大本营,成为当地的一个大家族。[4]

《旧唐书》和《新唐书》薛仁贵的传记虽然记载他是龙门人,但《旧唐书》卷九十三记他儿子薛讷是万泉人,而《新唐书》卷七十三下记讷弟楚玉曾被封为汾阴县伯,《旧唐书》卷一二四又载楚玉子薛嵩是绛州万泉人。另据后代地方志,万泉有薛嵩子薛平墓,其祖三人墓则在附近。[5]汾阴和龙门以至万泉三者地理上相隔不远,但行政上一向有别。薛仁贵居于龙门而碑称他为汾阴人,大概是沿用郡望的缘故。史籍中所载薛仁贵和后人均不作汾阴人,可能是反映出当时官府记录再不以郡望依归的作风。唐初在整理户籍之际,实行过“以地为断”的措施,即是以所居地为准的登记方法。[6]薛仁贵后来应募征辽时的官府记录,如果因为他居住的地方,把他写作龙门人,并不为奇。薛仁贵属于河东薛氏一族,当无疑问。

如果说薛氏是个地方豪强大族,薛仁贵的先人也有类似薛强、薛通类型的人物。《资治通鉴》在每个人物初次登场时通常都会提到他的籍贯作为一种介绍,但薛仁贵在卷一九八初出现时除了说明他是龙门人外,还特别提到他是薛安都的六世孙。薛安都实在是一个颇为特别的人物,因为他不但在南朝当过将军,而且也在北朝任过同类职位,所以他的传记,分见《宋书》卷八十八(又参《南史》卷四十)和《魏书》卷六十一(又参《北史》卷三十九)。根据这些记载,他籍贯河东汾阴,世为强族,同姓三千家,父亲是上党太守。薛安都身长七尺八寸,年少时已经以骁勇闻名,弓马功夫了得,喜欢结识年轻侠义的朋友。5世纪中叶,拓跋氏向南扩展,他和族人与其他本地势力起兵抵抗,不幸失败,因此到黄河南岸,投奔于宋。他虽然似乎以前在北方政府中未任过重要职位,但大概由于他在地方影响大,加上能带兵,所以获南朝政府加封军职,并让他领军北讨。他先后在南方宋朝政权的四个皇帝下任职:太祖(文帝)、世祖(孝武帝)、前废帝和太宗(明帝),度过20年之久的时间。他晚年一度有意支持刘子勋建立政权,但未能成功,失败后又复北还。他以军功留名后世,最有名的一次,是与号称万人敌鲁爽的会战:他单骑直入,把对方斩首,当时人认为可与三国时代的关羽斩颜良相比美。

不过从薛安都到薛仁贵之间,再没有出过同样多姿多彩的人物。《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有薛仁贵祖家的详细资料:前述的六祖安都,是后魏镇南将军河东康王,五祖道龙无官,四祖荣是后魏新野、武关二郡太守、都督,澄城县公,曾祖仲孙无官,祖父衍是后周乡(原文作御,当误)伯中大夫,父亲轨是隋襄城郡赞治。薛仁贵曾祖虽然似乎未曾入仕,原因不明,可能史籍失载,也有可能青年早逝,但父祖两代又再任官,可见薛仁贵纵然不是出身高官贵族之家,亦应该不是近年一些为他作简传的人所谓,属于贫农,又甚至在地主家当雇工。[7]

在地主家当雇工的说法,不知有何根据。但薛仁贵出身贫农的说法,相信是本于欧阳修撰《新唐书·薛仁贵传》中的一句话:“少贫贱,以田为业”;估计欧阳修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一样,曾见过现在失存的薛仁贵碑,但后者似乎采纳了碑中说法,以薛仁贵名礼,以字行。欧阳修却在他著的《集古录跋尾》卷六中云:“薛仁贵本田家子,奋身行阵,其仅知姓名尔。其名曰礼字仁贵者,疑后世文士或其子孙为增之也。”这两位宋代史家对薛仁贵的不同看法,其实部分反映了他们的史学修养。欧阳修和司马光相信都同时见到一些《旧唐书》编者未见的材料,前者更看到有关薛仁贵年少务农的记载。但他大概由于不像司马光那样,有编修通史的经验,对隋唐以前的史册有较深的认识,故此未能注意到薛安都在南北朝时曾经活跃一时。他似乎未能注意到隋唐之际不少人物都是以字行,而名和字往往不易辨别,故薛礼名不见史传亦非个别例子。宋代的另一位金石学家赵明诚便曾以同是河东汾阴出身的薛元超为例,指出他在唐史及父碑中皆名为元超,在杨炯所写的行状中却以振为名,因此以为“唐初人多以字为名”。近年所发现的薛元超碑,亦印证了这个事实。[8]其余唐初人以字行者,论者便曾指出,如尉迟敬德名恭、殷开山名峤、姚思廉名简、苏定方名烈、武平名甄、高季辅名冯;以字显者,如秦琼字叔宝、姜确字行本、高俭字士廉、王字方庆,都是较为著名的例子。[9]看来欧阳修在新传所谓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实有点看不起薛仁贵的出身的意思。但唐代武将以仁字入名不少,最有名的莫过于后来先后出兵百济的刘仁愿、刘仁轨和孙仁师,其中刘仁愿更可能是混血的胡族后人。[10]玄宗朝也有张仁愿。而用仁字入名的亦不限武将,文臣中如唐初的崔仁师、傅仁均、赵仁本、狄仁杰等,都可为例。欧阳修未察觉到这点,因此怀疑薛仁贵的名字是后世文士或其子孙所加,似乎近于过犹不及了。

不过,薛仁贵的家世和谱系并不是完全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上记《魏书》中薛安都的传记载传主有“子侄群”:他的两篇传记中所见的儿子名字即有道标、达、承华、罗汉、道异、道智、道次、伯令、环龙,又有从弟道生、从子索儿,但其中并无《新唐书》宰相表所见真龙与薛仁贵的五祖道龙。一个可能是二人是旁支,未见史籍;另一个可能自然是捏冒。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阶级讲究品第,到了唐朝风气并未完全改变。唐太宗修《氏族志》,刻意把当代统治阶级的序列,代表旧日的社会门第。唐高宗登位后,以李义府、许敬宗为首的一班新兴官僚,发现这种做法有利提高本身社会地位,起而效之。可能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者,他们的做法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最后的结果就是《姓氏录》。目前似乎并不清楚除了几位主事者,还有谁在该事件中是得益者。应该注意的自然是薛仁贵当时正合乎登记在《姓氏录》中的条件。所以如果说他因《姓氏录》的编撰而得和薛安都拉上关系,亦非不可能。而薛仁贵后来在战场上的表现,与薛安都相比,或可形容为不相伯仲,用血缘关系把二人串起来,自然较易令人信服。

出身论应该不是现代评论人物的方法,出身决定论更应该被唾弃,但了解一个人的出身无疑有助于了解他的行为。不管薛仁贵是否薛安都的直系后代,不过他是河东薛氏一族,多少受到薛氏家风的影响,却是不易否定的。

注释

1.有关薛仁贵碑记资料,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薛仁贵碑》条引苗神客撰薛仁贵碑,收于严耕望编《石刻史料丛书》二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另外《宝刻丛编》卷十(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唐代州都督薛仁贵碑》条又引《集古录目》,谓碑由仁贵玄孙左领军卫兵曹参军伯嶷书,天宝二年立于安邑。据《旧唐书》38.1429及39.1469,安邑本属虞州,贞观十七年改属蒲州。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73下.2993)无伯嶷名,但楚玉有子名嶷,从年数来计,天宝年间薛仁贵亦未有玄孙,故当为同一人。

2.张说《张燕公集》(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6.170《赠凉州都督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郭君碑》。

3.参《旧唐书》41.1690《太平环宇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影印本)78.502等。

4.河东薛氏史册,参毛汉光《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第四部分:蜀薛之迁入(1986年12月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宣读论文,未刊稿)。

5.《山西通志》(觉罗石麟等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影印本)卷173陵墓万泉县记该地有河中绛隰使薛平墓,同书174.3342又记夏县有薛嵩碑,尚书礼部郎中程浩撰,与薛仁贵、楚玉同葬;另同60.1178同,但同59.1161则收于万泉县古迹部分。

6.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大学史册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1985)所收鲁才全;《〈盖蕃墓志〉考释》,页38-39。

7.如《山西史册人物传》,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页151;《山西名人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219—222。

8.参赵明诚《金石录校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卷二十四跋尾《唐薛收碑》,页438。新发现薛元超碑,参廖彩梁《乾陵稽古》,合肥,黄山书社,1986,页94。

9.参陈光崇《欧阳修对两〈唐书〉的论证》,《唐史论丛》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六节。

10.据《唐刘仁愿纪功碑》(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金石总览》上,亚细亚文化社,汉城,1976,页17),刘仁愿是雕阴大斌人。据《太平环宇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38.311,雕阴在后汉是稽胡及赫连勃勃所居地。据《魏书》95.2056《屈孑传》,赫连氏本姓铁弗,而同书95.2054则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

《薛仁贵》,黄约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胡杨文化2020年7月版。

《薛仁贵》,黄约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胡杨文化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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